陈澍算了算，从杭州取心回武汉，最快的一次全程只用了4小时，基本达到了国外用直升飞机转运的水平。
年底，护心跑男的故事被拍成了一部微电影。视频截图
文｜新京报记者周小琪实习生吴婕
编辑
滑璇校对
郭利琴陆爱英
本文约字，阅读全文约需11分钟
离飞机起飞还有1小时5分钟。
王国华坐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候机室里，攥着一张飞往武汉的登机牌，紧盯着对面的航班显示屏。飞机预定的起飞时间为11点45分，因为台风“山竹”的到来，12点以后的航班全部取消，铁路运输也瘫痪了。
他低头看了看脚旁的白色箱子，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是一个25公斤重的保温箱，里面装着几包碎冰块，一个铁桶，一颗鲜活的、暂时停止跳动的心脏。
王国华是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下称“武汉协和”）心血管外科的医生。他的任务是在6小时内，把这颗心脏从广州带回武汉协和，之后由其他医生移植给一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
近5年来，武汉协和心血管外科做了例心脏移植手术，王国华和同事们也从南至海口、北至哈尔滨的全国各地取回了颗心脏。
每次“取心”的标配是主刀医生、助手、体外循环灌注师，共3人。他们会带上3个装有手术器械、冰块、停跳液泵的大箱子，每个都超过20公斤。
武汉协和这支特殊的团队共有6名主刀医生，全部为男性，年龄都在40岁左右。由于心脏的最佳冷缺血时间（从冷保存至移植后开始供血的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医生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他们被称作“护心跑男”。
取心
从取心手术开始，医生们需要的就是速度。
董念国是武汉协和心血管外科主任，也是“护心跑男”的直属领导。多年前，为了提高取心速度，董念国在实验室用狗做了将近20次动物实验。动作娴熟后，他最快能在6分钟内取下一颗心脏。
无论捐赠者医院，取心手术一般会在早上8点前进行——那时，医院的正常手术尚未开始。
术前，主刀医生、助手和体外循环灌注师先要围在捐赠者身旁，鞠躬、低头默哀一分钟。
进行准备工作时，助手会倒出保温箱里的冰块，用锤子把它们锤成细碎的小方块。体外循环灌注师蹲在手术床头，调试循环设备。
准备好后，主刀医生上场，开胸、打停跳液、取出心脏、注入心肌保护液，把心脏和心肌保护液用袋子密封起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小铁桶里，再把小铁桶装入盛满碎冰块的保温箱中。
年9月16日上午，主刀医生王国华从供体中取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圆锥形，鲜红色，像一颗饱满的桃子。离开供体前，它每分每秒都在有节律地搏动，一分钟至少60次；每一天，它会向身体的各个部位输送超过升血液。
助手用手机给心脏拍了个小视频。原本鲜活的心脏在无菌冰块的包裹下，变得冰冷而松弛。
理想状态下，从进手术室、开展手术到封存好心脏，通常可以在40分钟内完成。但意外经常发生，现实中，完成取心手术的平均时间约为一小时。
正在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们。受访者供图
年10月，团队主刀医生陈澍去广州取心。进手术室前，他突然被告知供体家属要先做一些仪式，获取时间要延后。陈澍只好改签了后一趟航班，时间推迟了近两小时。
年12月30日，团队成员陈思前往广州取心。准备手术时，医院的器官协调员说家属有点反悔，不太愿意捐心肺，正在协调。直到45分钟后，家属才同意。
陈思用了1小时完成手术，心脏被顺利取出。“冠脉很好，形态正常”，陈思对这颗心很满意。
运气不好时，医生们取不到心脏，会彻底跑空。有时是因为家属反悔，不愿捐献；有时是因为供心不合格。
一次，陈澍去深圳取心，给供体开胸后“看傻了”。供心的冠脉比冠心病病人还要僵硬，上面弥漫着硬化了的斑块，像是被铁锁捆住了。陈澍当即向董念国汇报，心脏太差了，完全不能用。那是他唯一一次拒绝取心，连心脏停跳液都没打。
“在一些欧美国家，供心获取之前，医院会给供体做非常详细的检查，包括CT、磁共振等。获取的医生到了，看结果就行。我们基本上是‘盲’的，只知道供体目前的血压、心律以及整个病史，有没有用升压药，用了多少。”陈澍说，开胸前，供心究竟什么样，取心团队并不知道。
因为没有标准的供心评估体系，对供心的评估只能依靠医生个人经验，所以董念国只会派“信得过”的医生去主刀取心。他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一名连续出现失误的医生，再也没被派去取心。
说走就走
在董念国看来，能够成为“护心跑男”的医生，都是身强力壮的精英。
团队的6名心血管外科主刀医生，职称均为主治医师或教授，年龄多在40岁左右。跟着主刀取心的助手都是科室内较为年轻的医生，体外循环灌注师也基本都是学心脏外科专业的。
39岁的主刀医生王国华，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读本科时，他对心脏外科的了解只限于《外科学》课本上的一章内容。保研后，王国华听说武汉协和的心脏外科很有名，没多想便选了这个科室，“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辛苦”。
“取心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份额外的工作。”董念国说，这些医生是科室的主力，每周都有三四天要做其他手术、一两天出门诊，好不容易有了休息时间，又要随时待命，一旦有了取心任务，必须说走就走。每次取心，他们都要求自己“跑得更快”。
陈澍记得，有同事去取心时，高铁票很紧张，好不容易才买上了三张一等座的票。但那天，手术结束得比较快，他们提前到了高铁站，发现上一趟途经武汉的高铁还没走，换乘的话能节省15分钟。一行三人便拖着三个20多公斤重的大箱子，匆匆忙忙过安检、上车、补票，在过道上站了4个多小时。
护心跑男们每次“取心”要携带的三个大箱子。受访者供图
从医近10年，王国华至少参与取心次。每一颗被取出的供心都不一样：有的肥厚，有的纤瘦；一些跳得快，一些跳得慢。它们的主人中，有煤气中毒的孩子，有走在路上骤然倒地的中年人，也有出车祸的年轻姑娘。
手机航线图也记录下了王国华的取心轨迹：最近三年，他飞行了次，总计16万公里，去得最多的是广州、北京和杭州。
刚刚过去的年，王国华取心30次，平均每10天一次。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山竹”来的那次。“很害怕航班取消，回不了武汉，幸运的是飞机还是正常起飞了。”
有幸运，也有不幸。尤其是取心手术的过程，哪怕一丝分神、最轻微的失误，也可能导致整个移植手术彻底失败。
年春节前，团队主刀医生陈澍到广州取心时，天气预报显示武汉在下大雪。他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担心回程时间无法保证，整夜都没怎么睡。
手术开始后，陈澍依旧心神不宁，老想着天气的事。给心脏主动脉灌注停跳液时，手速比平时快了一点。这导致供心的主动脉根部出现了夹层，而夹层一旦破裂，会导致作为受体的病人急性死亡。
这颗供心废了。
陈澍很自责，不停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