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在医院病床的一侧，心电图波动的幅度突然降低，直到拉出一条直线。这个场景的出现在影视剧镜头中往往意味着心脏静止，病者已经离世。而实际上，负责任的、有经验的医生此时的做法可能是赶紧观察脑电图。他们会用脑电图来判断生命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经典新闻电视剧《新闻编辑室》（TheNewsroom）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医生才能宣布她死亡，而新闻不能。”是的，在社会大分工的职业系统之中，唯有医生才掌握着判断生命特征的专门性知识。在过去，在传统社会，几乎每个成年人或多或少都能根据当事者停止呼吸、身体变冷等特征判断是生还是死，所以这件事原本并无知识门槛，然而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对生命诊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思，因为我们不得知，究竟哪个非生命特征的出现才最终意味着死亡。其实，即便是医学，在二十世纪也经过了多番新技术的论证和失败。人类关于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分、对生命结束的识别，其标准和技术一直在演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唯一确定的是，人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做判断了，医院中是如此。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巴基斯坦临床医生海德·瓦莱奇（HaiderWarraich）的《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内容是他接到一位“心脏骤停”的患者，随后展开对“现代死亡”的思考，最后回到当初那位患者身上。摘编有删节，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
[巴基斯坦]海德·瓦莱奇
《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巴基斯坦]海德·瓦莱奇著，陈靓羽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后浪，年11月。
我接到了“心脏骤停”的患者
当代医学大多依赖图像诊断。放射科医生看到CT扫描或X光片，就像是看到了茶叶，可以预言真相。
病理学家盯着显微镜，就能在“细胞大聚会”中分辨出哪些是正常细胞，哪些是已经喝醉，甚至开始耍酒疯的细胞。在医学世界，病人像是一个等待医生破译的密码本。医生四处搜集信息，实验、影像、体检结果，以及最重要的——病人的故事（我们称之为“病史”），然后推断出最佳诊断。但仅凭一份诊断就开始治疗，通常并不是好事，因为医生经常会局限在自己的直觉之中，对不符合自己预判的数据视而不见，不愿考虑其他可能的结果。可是，当急诊室把这样一名病人的信息发到我的传呼机上——32岁男性，心脏骤停——我很难不做出假设。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天，年轻男子因心脏骤停而入院通常只有一个原因。
瘾君子会给那些致命的*品起一些别名，比如“红糖”“硬糖”“卷心糖”，但在那天早上，或许“死到临头”才是最合适的名字。如果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判断他的身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名病人明显又高又瘦。外观或许是身体检查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他个子很高，但还没有高到患上马方综合征（Marfansyndrome）的程度。马方综合征患者多伴有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常见主动脉进行性扩张，容易导致血管破裂。
我常常从触摸患者的脚部开始，这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方式，同时能了解离它最远的器官——心脏的宝贵信息。脚部水肿是心力衰竭的征兆，脚冷则表明心脏向组织供血能力不足。他的脚很凉，但这更多是因为我们故意把他放进了一个可以保持较低体温的装置中。在他的手臂和腿部，我没有看到任何针眼，姑且相信他不是吸*过量。他的头发修剪得干净而整齐，胡子刚刚刮过，而文身是很久之前的。
《死亡医生》（YouDontKnowJack，）剧照。
在病床边，我见到了患者的女朋友。她一头金发十分凌乱，因为匆忙赶来，T恤上闪亮的字母图案被蹭掉了一大半。当我看见她时，似乎就明白了事情的大半原委。他们的关系一度不太稳定，有了孩子后更是每况愈下。他丢了工作，还染上了*瘾，生活简直陷入绝望。她只好把男友赶出家门。但或许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男友重新开始工作，远离*品。戒*一年后，男友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她也再次接纳了他。“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复吸了。他有份好工作，我们的关系也很稳定。”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几乎听不清楚。
她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早晨。一觉醒来，发现经浪子回头的男友在浴室不省人事，没有呼吸，身边散落着注射海洛因的工具。她拨打了，请医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同时给他做人工呼吸，用力按压胸部，但并不见效。急救医疗组到达时，发现他的心脏正在室颤，电击数次后才恢复了正常心律。医生把氧气罩罩在他的脸上，医院。
他在急诊室接受了插管，连上呼吸机，随后被放上可以急剧降低体温的装置。研究表明，心脏骤停患者的体温降至极低水平时，他们的大脑将得到更好的恢复。急诊医生用充满冰水的垫子裹住病人的胸部和四肢，以调节体温。人体的正常核心体温约为37℃，而低于33℃会对一些心脏骤停的患者更有利。减少身体所需的新陈代谢，可以为身体恢复部分功能争取时间。体温降低后，他被转入了ICU病房，也就是我见到他的地方。
他的女友问下一步怎么办，我回答不知道，事实确实如此。
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分：
诸多尝试
一直以来，生命被视为一种特权，而人类被认为是生命的最高体现形式。
尽管我们与生命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无法确定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分标准。生命如此复杂，或许对生物学家、神学家、天体生物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伦理学家、法官、哲学家、医生，乃至每个人来说，生命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至今生命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很令人吃惊。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依然在尝试去下定义。
很久以前，那时人们甚至还无法理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就已经想出了区分生命和非生命的方法。在科学出现之前，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大致可以从孩子身上体现出来。
最幼小的孩子认为，身边的一切都有生命和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经历“泛灵论”（animism）的各个阶段，这个术语是由儿童行为研究先驱让·皮亚杰（JeanPiaget）创造的。在“泛灵论”阶段的初期，孩子认为一个玻璃罐可以有生命，但玻璃罐被打碎（或“杀死”，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打碎是一种毁灭）时就没有生命了。过了这个阶段，孩子会把生命与动态运动联系起来。比如，自行车移动时是活的，静止时则不是。同样地，孩子也认为太阳、风、云和火都是有生命的，能感受疼痛，具有自我意识。再进一步，当孩子了解动物有生命时，8至11岁的孩子中约1/3会认为植物没有生命，尽管他们知道植物是能生长的。这种联想并非只存在于童年，情感的依恋使我们长大后依然可以认为无生命的事物具有生命。
在现在美国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课程中，可以看出构成生命的古老要素：有生命的事物具有生长和变化的能力，能对环境做出反应，需要某种形式的能量，并且可以繁殖。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Trek
heNextGeneration）中，曾有角色对一个名为“数据”的机器人解释过这样的定义，但数据反驳说，火也会消耗、移动、代谢，甚至生长，所以火符合生命的所有特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火在古代会受到人们的广泛崇拜了。
《星际旅行：下一代》（StarTrekheNextGeneration，）剧照。
繁殖，是另一个常常与活体生物相联系的特征。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科学家赫尔曼·穆勒（HermannMuller）在年的一次会议上称：“我认为区分生命与非生命最基本的特征是自我复制的能力，这也可以用来定义生命。”然而，某些晶体分子也能增长，并把自己的某些特征传递下去，但它们不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即使除去这些特例，把繁殖作为生命的基本特征依然引发了其他争议。
假设，我被困在一个荒岛上，没有合适的伴侣，无法把基因遗传给下一代，那我是不是“无生命”？
生命的定义无一令人满意
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生命定义的焦点转移到了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由细胞内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引起的，使得细胞得以存活和再生。20世纪中叶，科学家把新陈代谢视为生命最关键的特征。约翰·贝尔纳（JohnBernal）是英国当时最负盛名、也最具争议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一定量内的自我维持化学过程的体现”。对天体生物学家来说，生命的定义或许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正努力探索宇宙的边缘，试图寻找生命存在的最微小的证据。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海盗1号”与“海盗2号”探测器着陆火星，采集地表土壤进行了三项试验，这些试验反映了当时的新陈代谢中心论。第一个试验检测的是，水是否能被可能隐藏在土壤中的生命形式代谢而形成二氧化碳，另外两个试验试图确定土壤与水接触后，是否能够产生类似植物光合作用的反应（将水转化，释放出氧气）。令人惊讶的是，三项试验的结果都是阳性，但进一步的测试表明，火星上完全没有有机生命存在的证据。我认为，这些关于新陈代谢的假阳性结果揭示了用新陈代谢来定义生命的一个致命误区——我们对新陈代谢的理解仅限于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所展示出来的。这次观察终结了碳是有机生命中心的假设，或许我们观察宇宙的视野过于狭隘。
《心灵点滴》（PatchAdams，）剧照。
虽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从未对生命下过定义，但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或许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错误，表现为突变的形式，是进化过程中复制的核心。错误会赋予后代不同程度的适应性—一些后代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另一些则不能。当错误累积到足够多时，就会导致生命的连续进化，直到它成为超达尔文主义的生命，那时人们可以治愈或消灭遗传疾病，并克服决定特定生物体健康状况的遗传缺陷。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现有的对生命最准确、最全面的描述应该是NASA的一个生命定义：“具有达尔文式进化能力的自我维持化学系统。”
但即便是这种定义，也有其漏洞。
以病*为例，病*并不能自给自足，它们不断寻找可以侵占的宿主，用自身机制制造出更多病*。大到蓝鲸，小至病*，没有一个定义能囊括所有生物，因此一些人得出结论，生命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没有生命这种事物。生命只是一个概念，用来方便地表示存在于自然界中有序运转的复杂机器。事实上，给生命下定义的NASA科学家杰拉尔德·乔伊斯（GeraldJoyce）认为，生命更多的是一种大众理念，而非科学概念，这使得它无法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定义。
《死亡医生》（YouDontKnowJack，）剧照。
生命的定义无一令人满意，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认识生命的步伐从未停止。我们已不再着眼于生物的总体特征，如进食、呼吸、运动和排泄，而是开始观察所有生命体共有的进程。我们发现，生命的范围如此广泛，从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如动物和植物，到最简单的有机体，如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病*。这种多样性代表了生命进化的旅程，从单纯的化学反应，到维持自身自给自足的独立机器，尽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错，但那正是进化的前提。用一个等式来定义所有形式，是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爱好，但这从不适用于生物学家。
但是，我们的定义和我们的标本一样有限。现在，我们依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或许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可能朝着更高级的形式进化和发展。了解细胞如何生存或死亡是一回事，而全面了解生命是另一回事。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像孩子一样，把生命理解为我们周围所有事物的内在特性。
心电图、脑电图：
识别生命的进步和局限
然而，当我在工作时，生命绝不只是个简单的概念。对在候诊室里焦急等待，希望从医生那里了解所爱之人是否会活下来的家属来说，更不是。当患者的女友问我他是否能活下来时，她肯定不是在问我他的细胞还活着吗，或者他的细胞还在水解或复制吗。但她的问题也绝不简单。没有比这更具争议的问题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活着的，进一步来说，什么时候是无可挽回地死去的？
《豪斯医》（HouseM.D.，）第二季剧照。
20世纪的科技进步，如呼吸机和心肺复苏术的应用，令当时的死亡定义备受挑战。这些技术淘汰了陈旧的死亡信号。据报道，一些病人的心电图本已变为直线，又自发地恢复了波动，尽管只是短暂恢复。
心脏曾被认为是所有器官的控制台，掌握着生死大权，但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观察我们两耳之间和双眼后面的器官，寻找生命的迹象。19世纪时，听诊器和心电图（ECG）的技术开始发展，只要在身体表面放几根导线，就能打开一扇通往心脏的特别之窗，但当时尚未出现检查脑部的此类工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大脑只是用来使身体从心脏产生的热量中冷却下来的一种器官。但现在，我们对大脑功能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上半叶，脑电图（EEG）的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缺。脑电图能通过固定在人体头部的探针，捕捉大脑电流活动的变化，再以波浪图形表示出来。与心电图相似，脑电图也是将器官的复杂活动转化为具有价值的信息。脑电图发现了睡眠和癫痫的关键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是首个可以区分一个人的大脑处于休眠还是死亡状态的客观测试。
脑电图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另一种工具，让他们在宣布死亡时又多了一分把握，尤其是对于那些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来说，宣布死亡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他们不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经历经典的“心跳猛地一顿”的过程。然而，神经学家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评论道，技术的出现，只能让人“在面对死亡时，保持生命的样子”。心电图拉出一条直线，说明心脏已经静止，这是常常出现的电视场景，但现实中，医生已经开始观察脑电图，检查波形是否从上下波动变为静止，并且建议用脑电图判断死亡。
将脑电图展现的图形与脑组织中发生的变化相联系，如此开创性的贡献来自两位法国医生。年，皮埃尔·莫拉雷（PierreMollaret）和莫里斯·戈隆（MauriceGoulon）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可逆性昏迷》（“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