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悠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304258年人工心脏在中国上市后，全中国只有三个人，接受了和56岁的台州瓜农周金明一样的手术：在原来的心脏下方，放一颗重约克的人工心脏，它的叶片以每分钟转左右的速度转动，泵出4-6升左右的血量。
这些血量相当于一颗正常的、健康心脏的工作量——心脏就是一个肌肉泵，将静脉回流的血液，泵到主动脉，再供应到全身的脏器。
这也是年2月28日之前几天的周金明，一个心衰终末期的心脏病患者每分钟泵出血量的4倍左右——那时的他，心脏像一颗失去弹性的皮球，几近停止工作。
浙大二院的急诊科医生们，在2月22医院的急诊室见到周金明时，这位病人的心跳很快，血压极低——已经没有力气将血泵出去的心脏，正在努力增加自己跳动的频率。
如果周金明再早一周送进浙大二院，他的命运将和中国其它万终末期心力衰竭的患者一样，如果不能成为每年-例心脏移植的幸运儿，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在周金明入院的一周前，浙大二院决定启动人工心脏项目，并开始寻找第一例适合植入人工心脏的病人。
心脏，一直以来是生命的象征，承载着比人体其他器官更深的情感色彩。
但在外科医生和科学家们的眼中，它不过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血液泵”，当心脏重度衰竭时，唯一的方式就是进行心脏移植——但全世界近2万的心衰病人，每年只有个左右的心脏供体。
20世纪以来，人工心脏的诞生，完美地填补了心脏供体的不足。年的美国，做人工心脏植入的病人已超过心脏移植的病人。这项在世界范围内已比较成熟的技术，年才在中国正式获批——在周金明之前，中国只有几十个病人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接受了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见过无数个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死亡的董爱强，将“人工心脏”尽可能通俗地解释给周金明的大女儿周惠时，她前半生中都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医学术语。
植入一台机器，代替左心的工作，想想就感到恐怖。但当她听到医生说“父亲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时”，失去父亲的恐惧，逐渐战胜了对人工心脏的恐惧。
最终，周惠做了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带着她和董爱强一次次谈话中累积的信任，她对董爱强说：“我把我爸爸交给您了。”
几天前，周金明渡过危险期，移出了ICU病房，做了一辈子农民的他，至今也没有彻底弄明白自己的“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变化。一直以来，促使他决定手术并努力活下去的动力，是“他的两个女儿愿意花那么多钱来救他。”
如今，在周金明身体中跳动的那颗人工心脏，和董爱强十几年前参观柏林心脏中心时，对人工心脏的感受有些不同。
它机械的跳动着，但并不冰冷。
一颗衰竭的心脏
董爱强记得，送到本院急诊室时，周金明心跳很快，每分钟达到-次；血压很低，心脏收缩力很弱——只能通过加快频率来弥补。
扩张性心肌病使他的左心室显著扩大。心脏在舒张时，正常左心室的直径约为4.5到5厘米，周金明的左心室直径已达8.5厘米，直径大了差不多一倍，而体积就是正常心脏的8倍。
最可怕的是，他的心脏就像弹性减退的“皮球”，衰竭了。
在外科医生的眼里，心脏不过是一个血液泵而已。它年复一年毫无停滞地工作，每天泵出0多升血液，流过近10万公里长的血管。
心脏每次收缩泵出的血越多，说明功能越强。专业的术语——射血分数（EF值）被用来判断心脏的泵血功能，也是临床上评估心力衰竭程度的重要指标。周金明的射血分数只有14%，这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他的心脏在舒张的时候，左心室的容积如果是ml，收缩时的容积就是86ml，只有14ml的血在心脏收缩时被泵了出去。
14%的EF值，不到正常人的1/4。而需要做心脏移植的病人，EF值往往都比周金明要高不少。
心脏超声则显示，他的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大量的返流。
二尖瓣，三尖瓣分别是连接左右心室和心房的单向阀门。在人体的血液循环中，血液从第第一站右心房流入右心室，然后进入肺循环进行有氧交换，氧和好的血液再依次进入左心房、左心室，最后左心室将血液泵到全身。
整个过程都是单向的，不能倒流。如果二尖瓣，三尖瓣出现大量返流，也就是说，心室和心房的门关不住了，心脏做了很多无用功。
周金明既有扩张性心肌病，二尖瓣，三尖瓣大量反流，同时有中重度的肺动脉高压。
这些专业术语，女儿周惠一知半解，真正让她意识到父亲的心脏“不好了”，是在手术之前，心脏CT检查时，需要注射造影剂，造影剂要流到心脏内，但是父亲的造影剂打进去之后，流不到心脏了。
那天，CT没有做成。她怕的不行，心里直打寒颤，一个人血都流不动了，心脏病得重到什么程度呀？
闲不下来的父亲
周金明身高1米73，长着一张典型的农民脸庞，常年风吹日晒，他瘦削黝黑。在浙江台州，他有一个瓜田，十几年来以种西瓜为生。
活了大半辈子，他身体硬朗，很少生病。平时闲不住，就喜欢干活，即使下雨了，也要扛着锄头到瓜田里看看。
周惠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父亲第一次犯病。从医生的询问里，她才回忆起，大概是年夏天，浙江台风很多，一次淋雨感冒后，父亲开始表现出心脏类疾病的症状。
心脏疾病的常见表现，就是活动耐力的下降，平时走个三四楼、四五楼毫不费力，但父亲发病时，走一楼两楼就气喘、需要休息。
即使到今天，对于心脏受损的起点，医学界仍然没有定论。董爱强推测，也许是年夏天的那次淋雨感冒导致的肺炎，诱发了周金明原本就有的心肌损伤问题。
心衰急性发作时，周金明感到胸闷气急，饭也吃不下了，躺不下去，一躺下就能感到那种濒死的窒息感，好像有人掐住了你的脖子。
但是经过治疗后，这些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因此，一家人都没当回事。父亲可能太劳累了，休息休息就会好，周惠心里一直这么想。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急性发作的心衰很多变成了慢性顽固性心衰。一个基础疾病，例如伤风感冒、高血压等就可能诱发慢性心衰转变成急性心衰。
心衰的死亡率很高，据国外的统计数据，心衰患者药物治疗的总体5年生存率约35%，终末期心衰患者5年生存率仅20%；一旦发生心源性休克，一年生存率降至11%。
知道父亲患有心脏疾病后，周惠不让他再干体力活了，母亲身体也不好，她一家四口搬回了父母所在的台州市，照料双亲。但是忙了一辈子的父亲天天闲在家里，太难受，他自己又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之后两三年里，周金明心衰反复发作，住院的频率越来越高，治疗效果却越来越差。
最凶险的一次发生在年春节后，医院出院后一天，周金明的心衰再次发作。再次住院的那天晚上，医生问周惠，到底要不要住院要想清楚，现在住进来，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第一次意识到问题这么严重。父亲患病3年，对于他的病情，周惠却始终一知半解。她一直以为，父亲的症状都是慢性的，跟心情好坏有关系。
直到转入浙大二院之后，医生跟她解释，她才知道，父亲是心脏病终末期，心脏跳不动了，血也流不动了，已影响到其他脏器。
医学界的一个常识是，心功能不好，肝肾功能也会不好。心脏是个动力器官，心脏不好会导致淤血，全身的脏器都受到损害：肝脏淤血，肝硬化肝脾肿大；肠道淤血，影响吸收，没胃口；下肢淤血，血液无法回流，双腿双脚浮肿。
以上所有症状，周金明都出现了。入院时，他肝肾功能不全，吃不下东西，下肢严重水肿。
但这是父亲成为终末期心衰患者后，周惠才明白的事情。
一颗永不停歇的人工心脏
周金明的临床诊断很快出来：扩张型心肌病，终末期心力衰竭，伴有心源性休克，二尖瓣，三尖瓣大量返流，中重度肺动脉高压。
这些术语背后，只有一个判断：这种病人，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做心脏移植。
心脏供体一直都是稀缺的资源。中国的0万心衰患者，不到一半能活过5年。其中，万的晚期心衰患者中，每年只有-人等到了心脏供体，完成心脏移植。
周金明的病情很急，不可能熬到等到供体，而肺动脉高压又是心脏移植的一个相对禁忌症。“他适合做人工心脏植入。”董爱强团队很快做出了这个判断。
其实，人工心脏的概念并不”超前”，多年来，除了供体心脏，科学家一直在寻找用人造器官代替自然器官的可能性，并逐渐从体外演化到体内。
最早被称为“人工心脏”的就是一台相当于体外循环机的设备，心脏手术时代替心脏行使血液循环的功能。后来出现的“人工肝（MARS）”“人工心/肺（ECMO和呼吸机）”“人工肾（CRRT）”都是体外设备，但它们只能短暂的替代人体器官的功能。
这些体外设备精密复杂，而且体型大，只能在手术时由专业人员操作使用，或者在监护室内被用作生命支持设备。
人工心脏要植入体内，小型化是必须的，植入周金明体内的人工心脏重克，只有克左右的人工心脏也已经生产出来——所有厂家都在找寻求让人工心脏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和人体相容性更好的产品。
另一方面，临床应用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董爱强介绍，人工心脏临床应用的标志性事件要回溯到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rematch研究结果。终末期心衰患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使用人工心脏，另一组用药物治疗，结果表明，人工心脏组的生存曲线要远远要远高于药物治疗组。有了循证医学的依据之后，人工心脏的临床应用终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随后，国外每年几千例人工心脏植入，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认可。
浙大附二院准备使用的人工心脏是重庆一家公司生产的，企业于年1月启动临床试验，年9月正式上市启用。它的设计并不复杂：一个肽合金材质的银色“疙瘩”是整个器械的核心，重量g左右，拳头大小，由上部的血液泵室和下面的电机组件构成，液体轴承和机械轴封连接二者。在电机的驱动下，血液泵的叶片会匀速运转。
手术时，这颗人工心脏将被外科医生放到患者心脏的下方腹腔中。
在外科医生一系列的操作中，人工心脏就能代替衰竭的左心室，成为向全身泵血的动力源。因此，它有个更加准确的名字：左心辅助装置。
在国内临床试验前，重庆那家企业的人工心脏产品已获日、欧销售许可，取得美国临床试验豁免（IDE），已完成超过例的植入手术。
但在国内，这一技术仍然非常早期，正式上市前，只能通过临床试验以及人道主义豁免形式，在少量病人身上得到应用。年正式上市后，目前也仅仅完成了3例植入手术。
浙大二院在年春节假期后，正式决定启动人工心脏临床应用项目。浙大二院*委书记、心脏中心主任、国内著名心血管病专家王建安是启动人工心脏项目的坚定推动者，他不仅认为开展人工心脏植入术，是打造浙大二院心脏高峰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心力衰竭这一世界性难题，人工心脏植入，是为终末期心脏病患者的治疗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
年2月16日，是正月初五，在上班第一天早上8点，浙大二院召开了人工心脏临床应用项目启动会。各个职能部门都来参加，为即将开展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做准备，包括备案、物价、伦理等在内的准备工作非常复杂。
从医多年，董爱强看过太多等不到供体，失去希望的晚期心衰患者。十多年前，他参观德国柏林国家心脏中心时，他就对人工心脏印象深刻。十几年的发展，让人工心脏的安全性，有效性在国外经过了验证。但这个救命的器械，却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晚期心衰患者的救命稻草。
那一天起，董爱强开始期待第一个适合进行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的患者。
六天后，周金明入院。
△人工心脏运转示意图△人工心脏的主要构成组件
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3月19日，手术后第19天，周惠第一次穿着防护服，走进了心脏大血管重症监护室。早上9点多，查房刚刚结束，父亲完成了简单的床边活动后，躺回了病床上。
如果没有病号服，和遍布周身的管道，他看起来气色不错。
父亲瘦了很多。刚刚拔完管，他每次只吃一两勺流质食物。但是那天早上，他喝了整整一碗粥，这样一个平常的消息，就足以让周惠“开心的不得了。”
△周惠手术后第一次进入重症监护室，看
看着逐渐恢复的父亲，周惠仍然有些后怕，如果当初不是来到浙大二院，“我可能就没有爸爸了”。
和每年几十万因心力衰竭而死亡的患者相比，周金民一家是幸运的。
周惠还记得董爱强主任和她的第一次关于人工心脏的谈话，当他提起人工心脏可能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时，她第一反应是，“把自己的心拿掉，换一个机器放进去，这也太恐怖了。”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人工心脏植入和心脏移植不同，并不需要摘掉患者原来的心脏。但“植入型”的人工心脏仍然要靠随身携带的体外电池供电。她上网查了查，体外的控制器就像电瓶车的“电瓶”一样，带齐所有体外设备，差不多有3公斤重。
永远都离不开电源，这个事实非常可怕，它一直盘旋在她的脑袋里，化作无数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没电了怎么办？电池出故障了怎么办？
平时洗澡又怎么办？
连接人工心脏的管道从患者腹腔穿出，约3米长，由稳定的防水材质制成，连接着控制器。
洗澡时，可以将控制器放到浴室外。董爱强一一回答了周惠的问题，她仍然犹豫不决，侥幸的心态在最初的时刻占据了上风，“也许能匹配到供体呢？”她想。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多次，董爱强尽量通俗的向周惠介绍了人工心脏的利弊：植入后，异物在血液当中会产生血栓，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8-10个小时要充一次电，这需要患者和家人真正接受这颗植入体内的心脏，共同维护它的运转。
董爱强同时也坦诚，医院的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医院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周金明的情况在入院短短几天内恶化。
周惠听到了最坏的消息，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心跳停止。2月26日，她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一夜未眠后，她打“我想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我爸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把我爸交给您了。”
决定做手术之后，周惠打了电话给父亲，父亲在电话中说，“你们两姐妹，愿意出钱救我，我再怎么也会咬紧牙关，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拼一拼的。”
像钢铁侠一样归来
从周惠做出决定，到安排手术，就隔了两天。
手术在2月28日进行，相比于手术前的艰难抉择，和将要面对的复杂的术后管理，手术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难了。
对于从医二十多年的董爱强这样的外科医生，这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手术：常规的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在心脏旁边分离出一个囊袋，把人工心脏放进去，修补二尖瓣、三尖瓣的返流，然后植入人工心脏。
在所有的操作当中，打开人工心脏的控制器开关最具仪式感。监测仪器上的数字最终调节到转，这意味着，人工心脏的叶片每分钟以转左右的速度转动。常规情况下，这个转速意味着，每分钟泵出4-6升左右的血量，和健康心脏工作时每分钟泵出的血量相当。
按下开关后，人工心脏完全代替了心脏的供血功能。
周金明自己的心脏仍在跳动。但是如果凑近听，他的腹腔内还有一个微弱的嗡嗡声，那是人工心脏共振的声音。
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周惠和家人在手术室外等待了10个小时，这只是第一关。
人工心脏植入后，周金明心衰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永不停歇的人工心脏打破了左右心的平衡状态：周金明的左心衰竭，也影响到了右心。
人工心脏植入后，泵出去的血增多了，回流的血液也相应增多，右心一下子难以承受。
建立左右心新的平衡，需要时间。
术后监护团队，又在监护室内通过辅助设备给右心辅助了一段时间，终于，右心看起来适应了新的泵血量。
三周后，父亲终于渡过了危险期，要从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这是父亲入院大半个月以来，周惠终于开始睡安稳觉的时刻，此后的她，不用担心白天或夜里打来的病危通知电话。
一颗人工心脏的费用不低，八九十万。加上手术、住院费用，经济上的成本差不多上百万。她是工薪家庭，这不是一笔小的数字，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
手术前，周惠问过董爱强，如果一切正常，父亲能活多久？董爱强告诉她，国外有超过10年的。“我心里想，哪怕五年我也心甘情愿。”她说。
此前，周惠担心父亲出院后，一直要带着一条“尾巴”一样的“电瓶”生活，被别人盯着看，会不会感到自卑？
这个问题曾一度困扰着周惠，但是现在，她看到父亲逐渐恢复的精神，开始想，父亲出院回家的那一天，他的两个外孙一定是最开心的。
也许在他们心中，外公就像钢铁侠一样，历劫归来，变得无比强大。
“这也太酷了，外公将是他们的超级英雄。”周惠对未来充满希望。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金明、周惠均为化名
朱雪琦丨撰稿
王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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